综合来看，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种古典的军国主义战略，力图将全国百姓变成一台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，最大限度地榨取民众利益，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。
在《商君书·算地》一章，商鞅明确列举了五类对国家无益的人：“事《诗》《书》谈说之士，则民游而轻其君；事处士，则民远而非其上；事勇士，则民竞而轻其禁；技艺之士用，则民剽而易徙；商贾之士佚且利，则民缘而议其上。”
“事《诗》《书》谈说之士，则民游而轻其君”指的是那些沉迷于《诗》《书》空谈的读书人，会让民众游手好闲，轻视君主。这是因为这些读书人平日不务生产，只会耍嘴皮子，既无实质贡献，还会蛊惑民心，增加国家治理难度。
“事处士，则民远而非其上”说明重用隐士，会使百姓疏远并诽谤君主。隐士们避世不务农，成为社会的“寄生虫”，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他人效仿，导致耕地荒芜，军队士气下降。
“事勇士，则民竞而轻其禁”表明倚重好斗的勇士，民众会争强好胜，不服从法律禁令。这类人动辄诉诸暴力，破坏社会秩序，使国家法律形同虚设，治理难度大增。
“技艺之士用，则民剽而易徙”意指手工业者掌握一技之长后，容易漂泊不定，不愿受国家束缚。技术人才流动性强，难以固定在本国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。
“商贾之士佚且利，则民缘而议其上”讲的是富裕商人生活优渥，容易聚集民众对君主指指点点，形成小集团，干扰国家统治。
商鞅认为，这五类人对国家都是害群之马。若大量重用他们，必将导致田地荒芜，军队战斗力衰退，即便是尧舜这样的明君也难以治理国家。
那么，商鞅眼中什么人有用？答案很简单：就是那些积极耕作土地和参军作战的人。农民因被土地束缚，专注务农，生活淳朴稳定，不愿远行。农民积累资本后，会更有动力为保卫家园奋战，军队战斗力随之增强，形成“有地有兵、邻国危险”的良性循环。
因此，在商鞅看来，圣明的君主只需观察风俗，制定合理法令，围绕“耕战”根本，便能治理好国家。
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，商鞅变法主要是鼓励农耕和军事，抑制读书人、商人、隐士等“社会害虫”的扩张。比如废井田、开阡陌、允许土地买卖，确立了土地私有制，废除旧制，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。在井田制下，农民为贵族耕作，缺乏积极性；私有制让农民为自己耕种，产出越多生活越好，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。
推行县制，由君主直接派官治理地方，减少地方势力自主，强化中央控制，有助于统一政令和提升行政效率。废除贵族世袭特权，破除权贵垄断，广纳贤才。改革户籍，掌握人口信息，方便管理和资源配置。
奖励军功，授爵赏田，激励士兵奋勇作战，提升军队战斗力。焚烧诗书，则防止读书人蛊惑民心，保持思想纯洁，确保民众专注耕战。禁止父子兄弟同居，削弱宗族势力，巩固中央权力。
为何如此强调“耕战”？因为只有务农和作战的百姓，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利的群体。正如工厂要高效运转，需要工人专心拧螺丝，一个国家要强盛，必须让民众全心投入农业和军事活动，以确保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增长。
由此看来，商鞅变法实际上是极致地发挥了人的工具属性，忽视了人的人权和自由。在他眼中，普通百姓不过是帝国的砖瓦，不能过于富裕或聪明，否则会滋生懒惰和反叛。
总结而言，商鞅变法的核心正是“强军愚民，稳固皇权”这八个字。这也是为何秦法得以被历代皇权沿用两千多年，成为家天下统治的根基。
天下皆为皇帝所有，广大百姓只是庞大家庭的砖瓦。若不老实做砖瓦，为皇帝撑起一片天，又有何意义？
因此，历代家天下的统治者虽口头上批判秦法苛刻暴虐，实则暗中继承并发扬了秦法的精神，直到封建社会土崩瓦解，家天下皇权才被彻底推翻，这段传承才得以终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