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西方考古，目前已知最早的车辆图像出现在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王陵的镶嵌画中，约公元前3000年。如果车辆技术源自陶轮，西亚只用几百年时间就发展出车辆，那么按理中国应该更早出现车辆才对。由此可见，中国车辆的历史或许极为悠久，只是由于早期车辆多为木制，缺乏适宜的保存环境，因此未被完整保留。
综上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商朝马车出现之前，中国已广泛使用车辆。而至于马匹是如何传入并与车辆结合形成马车的，存在多种可能性，不能简单断定源自西方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中西方的系驾方法截然不同，以及为何中国马车各部件均采用中国式命名。也就是说，发现马的牵引作用后，中国人主要更换了动力源，并基于马的特点对车辆结构进行了创新改良。（下图为商朝马车坑及车辙印）
十年前，大家对证据的要求是“无图无真相”；而如今我们明白，即使有图，也未必能还原事实真相，更需要完整的视频资料，甚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。考古研究往往属于“幸存者偏差”的默证，有时能证明一些事实，有时却难以定论。尤其在缺乏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，更难以确凿地证明某些主张。两河流域的陶轮技术是否独立发明？其车辆进化的证据链何在？如果没有充分证据，又怎能断定车辆不是从中国传入两河流域？相比之下，中国陶轮技术较早出现，且文献中黄帝时代已有指南车记载，夏启与有扈氏作战誓师词中甚至提及当时已有可容纳三人的战车，这些都强有力地表明中国早已发明车辆。即使不是，中国本土独立发展车辆的可能性同样存在。
至于中国马车的来源问题，西方传入说不仅缺乏完整的传播证据链，也难以解释系驾法的差异及零部件的中国化命名。因此，最多只能说“将车辆改为马拉形式可能受西方影响”，或“马车技术可能源自西方”，而不应断言其起源绝对来自西方。
因此，支持马车西来说的观点背后，隐藏着一些值得深思的话题——为何在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，学界却轻易接受西来说法？相较之下，尽管中国考古发现了更早的彩陶、齿轮、天文等技术成就，西方并不认可两河彩陶起源于中国，也不承认齿轮技术源自中国。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，湖北柳林溪遗址和河南西水坡遗址分别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和6500年前的天文相关遗迹，显示中国古代天文技术发达，为什么两河文明的天文知识不能源自中国？然而西方叙事常将两河文明视为中国古代天文的起源，反倒是彩陶起源于西方（即便中国发现了远古彩陶，西方也多主张独立起源）。
综上，尽管中国考古发现的证据更早，西方学界对此仍抱坚强抵抗态度，除非有绝对铁证，否则不会轻易承认西方发明起源于中国。反观某些学者，在缺乏铁证的情况下，却轻易认同马车西来说，显得既不客观，也缺乏坚韧。
关于本文探讨的话题，还有三点值得深思：第一，讨论中西方发明时，若考古显示西方较早，西方学界通常主张中国源于西方；而若考古发现中国更早，则多解释为中西方“独立起源”。与此相反，中国学者往往较为谦逊，只要西方更早便默认西来说，不轻易提出独立起源。第二，苏美尔与古埃及的年代体系多在碳十四测定出现前确立，其车和马车的年代究竟是否被高估？碳十四技术出现后，这些文明的年代体系并未明显调整，其准确性令人惊叹。相比之下，西方学界在涉及中国的断代问题上，常出现不一致和不准确，颇为怪异。第三，经济学家温铁军提出中国无奴隶制，所谓夏商奴隶制概念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产物，是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历史。尽管温铁军关于夏商社会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，但其思考路径值得借鉴——中西方历史制度差异明显，不能简单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，马车起源问题亦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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